例如，《宪法》第 4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依《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敌人的政治权利被依法剥夺。人民的构成以阶级为基本单位，《共同纲领》的制定者在起草《共同纲领》时就认为‘人民有着确切的含义和具体的阶级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13]《共同纲领》的显著标志是以人民为单位分配基本权利，这也与当时宏观的政治与法律系统未分化[14]相印证。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表示《共同纲领》等是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零九年以来的斗争经验…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所获得的大宪章。凸显了宪法的规范属性，调整了基本权利章的结构顺序，突出基本权利保障，并在代议民主之外增加了参与民主的要素。参见[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俞可平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25页。

[89]但如果回溯《共同纲领》的文本、宪法史与传统理论，就会发现当时基本权利更多被视为一种民主权利，是一种待分配的法授权利（entitlement），与民主原则关联更紧。[46]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将阶级分析、国家类型与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这三者统合起来，并区分于政体，以国体概念表述，形成了国家——国体/政体——法这一完整的国家与法的学说结构。其重心在于持续性之保障与时间有关，却与所信赖之国家行为的内容或变动无关。

(72)质言之，行政协议违反各层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将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时，协议应属无效。如判例认为行政机关之前一直认定原告按1979年参加工作，原告已产生信赖保护利益，据此认定原告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上述反省尚不足以排除镜鉴合法预期保护之可能，亦不足以证成我国必须循行德国或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37)参见前引⑥，吴坤城文。

而部分判例以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违背法律法规，作为具体允诺不能被主张信赖保护的标准，既缺乏实定法的依据，也不如重大且明显违法在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9条界定之后来得清晰。(69)鉴于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皆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70)故行政机关也不得借由行政协议而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擅加支配。

迄今的实务也都突出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多数未作出明确要求，但也有判例认为相对人须基于信赖有所安排，如相对人存在信赖表现或实施了相应处分行为，(41)还有以原告有理由相信(行政机关)同意为已足。(52)在德国法上，对无效行政行为，任何人不必也不得遵从、尊重、执行，即使无效尚未依程序确认。但对于何谓违法，却莫衷一是。

(2)相对人对此的信赖表现。此外，还有必要在内容上界定合法预期保护的具体要求，才能供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据为判准，并进而有效影响政府的行政活动。(26)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行终字第129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行申字142号，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南行终字第85号。(72)参见江必新：《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34期。

法院所作出的裁判，既能间接反映相对人对政府在诚信方面的期待与诉求，也能昭示出政府所能承受的义务之现实限度。(64)但此信赖表现无须具体之处分行为，可以虚构或推定，亦可体现在人民遵守原来的法状态而不去违反之不作为。

而在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协议仍属有效，但当事人可依《行政协议规定》第9条第5项、第14条诉请撤销。①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

(62)况且，如果不特定的众多相对人尚可依据违反上位法之规范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要求赔偿损失，将在整体上颠覆法制统一和依法行政。另一方面，如果法官对行政机关的自由意志过于宽容，亦会危及法的安定性，影响经济等其他系统的稳定运行。而且，对相对人应当是主观上对行政行为存在信赖抑或客观上须有信赖之表现，样本中也存有不同立场。而且，司法实践对多种行政行为均课予诚信义务，也颇类似于学说上主张的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上并未囿于撤销或废止授益行政处分，还囊括法规的变更废止以及计划、许诺和公法合同之改变的见解。为公益需要而撤销、变更，应补偿相对人损失。(49)最后，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不同，我国行政协议的司法实践也非常强调诚信的拘束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协议法制未臻完善、尚不能有效防止行政机关肆意毁约，法院不得不诉诸诚信原则补充规则的缺漏。

(19)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766号。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外来规则不仅刺激与本土有关的法律话语本身，而且还刺激某些条件下与法律具有紧密耦合关系的社会话语。

如学者所言，既然是认定协议的效力，自然应是根据效力的相关规则来进行，强制性规定不宜扩大为与效力无关的强制性规定。(71)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须是保护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公益或私益的规范，保护较轻法益的规范则不属之。

行政机关除非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原则上不得拒绝。⑩参见前引⑨，余凌云书，第90-92页。

因而，信赖保护的对象客体只能是客观实际化的信赖安排。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或规范性文件有效方有信赖保护可言，行政协议若出于行政机关之原因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无效，行政机关应赔偿相对人损失，此亦为《行政协议规定》第15条明定。反过来意味着非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即属有效，从而可被信赖。又如主张即便在行政机关准许后发现其在职权等方面存在违法，只要相对人是善意的，则该行政机关准许给相对人的利益，一般应予保护。

(51)参见前引⑥，吴坤城文。这种论说方式虽然明显带有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理论框架和概念术语的烙印，但却是以我国判例作为立论的基础，得以降低继受域外法制的成本。

我国实践接近信赖保护制度，其更易于为我们所借鉴。这种观点亦是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通说，参见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页。

如要求行政机关依据法定事由、遵循法定程序方可撤销。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

其三，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决定了由其作出实体决定会使行政权内容正当性的传递陷入不确定状态。在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可以从依法行政角度强化行政机关对抽象技术决定过程的参与义务，通过提升组织—人员层面的控制力，防范可能存在的正当性风险。第二，在句法清楚的基础上，规范的内容还要避免个案面向的价值判断。1.适用范围的法律保留 在法律保留具体范围的设定上，按照从实体法技术可译角度的分析，首先，根据授权事项是否契合预先标准化设定，排除仅对行政机关进行目的性概括授权的事项。

具体而言，在规范构造的形式和内容上，应当符合如下要求： 第一，为了便于自然语言与形式化语言间的转换，规范的句法结构应当清晰明确。因此，基于技术可控的考虑，有必要在完全数字化方式作出行政行为时，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予以严格约束。

与此同时，《宪法》对效能原则的具体要求是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其实质是着眼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机构建设的经验教训，解决国家机关工作中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问题。某种具体形式行政方式的运用，比如此处所讨论的数字化行政，并不能直接以《宪法》第27条为制度基础。

2.数字技术的可控性 当前所提出的算法规制策略实际是从有限的风险预判出发，通过对技术原理或结论的描述来增强人工智能结论的可接受性，而非通过控制算法实施的输入/输出过程实现结论的可演绎性。从这一双重标准出发，在当前的实践背景下，数字化行政按其实施机制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数字化程序实施，但实体决定仍为人工作出。